历经十年发展，普惠金融的浪潮已经席卷中国金融业的每一寸土地，正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然而，现阶段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种种挑战也不容忽视。中低收入群体的信用修复周期长、预期不稳，影响了其再融资与消费扩张能力；小微企业、农户等群体信用风险较高，传统抵押模式难以覆盖，信贷可持续性受阻，而保险覆盖不足，证券业发展相对滞后。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激发耐心资本的活力？政策面如何实现有效协同？围绕上述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近日对话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
“耐心资本与普惠金融领域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中低收入群体的融资需求存在天然契合性。”田轩指出，应引导耐心资本参与普惠金融生态建设，通过风险共担、收益适配与生态协同三大机制，结合财政、货币与监管政策协同，形成“政策—资本—实体”的良性循环。他还建议，中小银行借助ABS、小微金融债等工具拓宽资金来源，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应对县域市场竞争压力。
田轩表示，我国普惠金融政策体系已构建起“顶层设计+专项施策+配套支持”的立体架构，监管框架也日趋完善。为进一步推动服务下沉与风险覆盖的平衡，建议构建中央与地方、监管与市场、资本与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协同机制，实现普惠金融从“输血”到“造血”的深层转变。
具体来看，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共担的普惠金融风险补偿基金，加快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普惠金融发展基金等，都具有广泛的施展空间。
“输血”向“造血”转化
北京商报：现阶段普惠金融体系呈现出哪些新特征？
田轩：普惠金融体系正呈现出服务主体多元化、技术驱动常态化、生态协同系统化的新特征。普惠金融正从单一信贷支持向综合化金融服务演进，涵盖支付、保险、理财等多维度需求，服务边界持续拓展，精准性与可持续性显著增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在风控建模与客户触达中的深度应用，推动服务效率提升与成本下降。同时，金融机构与科技平台、地方政府、产业链企业间的协同日益紧密，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服务网络。
这些变化表明，普惠金融已进入以质效提升为核心的深化阶段，服务模式由“输血”向“造血”转化，金融供给从产品同质转向场景嵌入，推动资金精准滴灌至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全链条。
培育更健康的普惠信贷市场
北京商报：人民银行近期研究推出一次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您如何看待这一政策对居民信用修复与消费信心的影响？
田轩：人民银行研究推出的一次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是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精准施策、优化信用生态的重要探索，对居民信用修复、消费信心提振具有积极影响。尤其是在疫情期间，部分居民可能因失业、疾病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个人信用报告留下负面记录。一次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通过特定的认定标准和程序，为那些非恶意违约、确有实际困难且在后续能够履行或已履行相关义务的居民提供了信用修复的明确路径和机会。更为关键的是，信用救济能够显著增强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从心理层面激活其消费潜能，这对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复苏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长期来看，这一政策有助于培育更健康的普惠信贷市场与微观主体韧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能够更清晰地界定恶意违约与非恶意违约，有助于金融机构更精准地识别目标客户，提升普惠信贷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明确的信用修复机制也能激励暂时陷入困境的借款人积极履约、修复信用，减少坏账的积累，引导金融机构更愿意、更放心地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形成“敢贷、愿贷、能贷”的良性循环。对于微观主体韧性培育而言，一次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为微观主体提供了一个在遭遇短期冲击后，修复自身“经济免疫系统”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微观主体的契约精神和责任意识。能够鼓励个人更积极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创业创新，勇于承担合理风险，从而增强其自身的经济韧性和发展潜力。
不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需要严格把握政策边界，明确救济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建立健全异议处理和监督机制，严防道德风险和滥用，确保政策的公平性、公正性和严肃性，避免出现“搭便车”或恶意逃废债的情况。
中小银行探索组合型ABS产品
北京商报：中小银行在普惠金融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县域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应如何借助资本市场工具拓宽资金来源、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田轩：在县域市场竞争加剧及“规模—价格—质量”三重压力下，中小银行需要深化资产证券化（ABS）应用，重点筛选县域内现金流稳定、风险可控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及涉农贷款作为基础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实现“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资金回流”的闭环，并探索“普惠小微贷款+绿色信贷”“涉农贷款+乡村振兴”等组合型ABS产品；加大小微金融债发行力度，除传统银行间市场投资者外，积极对接地方政府专项基金、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等县域金融机构，定向推介小微金融债；根据自身普惠信贷投放计划与负债到期结构，制定年度小微金融债发行计划，优化负债期限结构，降低流动性风险；探索多元化资本市场工具，试点优先股、永续债等资本补充工具，发行可转债、二级资本债优化负债成本，利用区域性股权市场通过定向增发、配股等方式募集资金，重点投向普惠金融业务。通过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小微金融债补充增量、多元化资本工具优化结构，实现“资金来源拓宽—负债成本降低—信贷规模扩张—资产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对投向普惠领域的长期资本给予适当贴息
北京商报：应如何引导包括保险、养老金、产业基金在内的长期资本参与普惠金融生态建设？应如何通过财政、货币、监管等政策协同，引导耐心资本流向普惠金融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
田轩：“耐心资本”具有期限长、规模大、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特性，与普惠金融领域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中低收入群体的融资需求存在天然契合性。引导其参与普惠金融生态建设，需从“风险共担、收益适配、生态协同”三个维度构建机制。首先，可通过设立政策性担保或风险补偿基金，撬动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本以LP（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普惠金融产品投资，实现风险分层与共担。其次，设计符合长期资本收益偏好的结构化金融工具，如优先劣后分级、现金流分层等，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合理匹配，提升长期资本参与积极性。最后，推动产业基金聚焦小微企业链式融资需求，嵌入产业链场景提供稳定资金支持，并建立普惠金融专项引导基金，由财政资金牵头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出资，重点投向中低收入群体创业就业、乡村振兴及小微企业技术改造等领域。
此外，财政可对投向普惠领域的长期资本给予适当贴息或税收优惠，货币端可定向降低长期资本参与普惠金融的准备金要求或提供再贷款支持，监管层面则应优化风险权重计量规则，适度降低普惠类资产的风险资本占用，激励金融机构主动对接耐心资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深度融合，探索发行以小微企业信贷资产为底层的证券化产品，允许长期资本通过ABS、REITs等工具参与投资，提升资金配置效率。最终形成“政策—资本—实体”多方协同、良性循环的可持续生态。
可探索建立普惠金融发展基金
北京商报：如何评价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政策体系与监管框架？为进一步推动服务下沉与风险覆盖的平衡，建议在中央与地方、监管与市场、资本与实体之间，构建怎样的协同机制？
田轩：从国家金融能力建设的角度看，我国普惠金融的政策体系与监管框架已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动态调整的发展格局，政策体系以“五篇大文章”为战略指引，已构建起“顶层设计+专项施策+配套支持”的立体化架构，监管框架构建“宏观审慎+微观激励+穿透监管”三位一体机制，强化穿透式管理与差异化激励，为普惠金融“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
不过，当前政策体系与监管框架仍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一是部分政策工具的精准性有待提升，城乡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二是监管协同效能需进一步释放，中央与地方监管权责划分、跨部门政策衔接等方面存在协调成本；三是政策激励与商业可持续性的平衡仍需探索，部分金融机构面临服务下沉与盈利可持续的两难，影响了普惠金融的内生动力。
为推动服务下沉与风险覆盖的平衡，建议在中央与地方层面，构建“统筹指导+地方创新”的联动机制，中央层面完善跨部门政策协调与信息共享平台，统一政策执行标准与统计口径，地方立足区域经济特点，创新政策落地方式，如针对特色产业设计专属金融产品、建立区域性风险分担机制，同时加强基层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弥补城乡数字鸿沟；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共担的普惠金融风险补偿基金，对县域以下普惠贷款按比例给予风险补偿。
在监管与市场层面，构建“适度监管+市场驱动”的平衡机制，进一步优化考核激励体系，弱化单纯规模指标，强化服务质量与可持续性评价，加快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打破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公用事业等数据壁垒，降低金融机构获客与风控成本，激发市场内生动力；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建立“沙盒监管”机制，在可控范围内允许金融机构探索新技术、新模式，平衡创新发展与风险防范。
在资本与实体层面，构建“资本赋能+实体振兴”的共生机制。一方面，引导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深度融合，通过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融资等方式，满足小微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加强对小微企业的财务辅导与信用培育，提升其融资能力与风险意识。此外，可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普惠金融发展基金，通过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多种形式，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普惠金融，形成“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跟进、金融资本支撑”的多元化投入格局，最终实现资本增值与实体振兴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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